文/高爽

85美术运动是中国诸多艺术领域飞跃突变的重要节点，其对于中国画领域的意义也是一样的。回顾这一时期的相关历史事件，最重要的当属1985年11月21日——11月31日在湖北武汉举办的“中国画新作邀请展”。

中国画新作邀请展的宣传册

“中国画新作邀请展”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画范畴内具有探索性和前卫性的最早的一次大展。此次展览由当时的中国美术家协会湖北分会主办，共邀请了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陕西、四川、广东、香港和湖北的25位艺术家参展。不同地域的文化熏陶，老中青三代的年龄跨度、再加上画家们自身理解的区别，使这些画家对中国画艺术价值的思考、求变的方式、作品的面貌都呈现出了极大的丰富性和代表性。这也正是“中国画新作邀请展”的成功之处，“它以一种全新的展览模式，将各种有代表性的水墨画创新方案都推了出来，而这对整个水墨界乃至全社会从更深的层次上思考水墨画的变革问题，肯定是大有益处的”。由此，展览的影响迅速扩展至全国，并通过李津和阎秉会的参展，成功地与天津本土的美术生态联动起来。

“中国画新作邀请展”中，李津和阎秉会的参展作品分别是《西藏组画》和《太阳组曲》。

中国美术报头版刊载中国画新作邀请展相关信息，配图分别为朱新建、李津、阎秉会的作品

《西藏组画》创作于李津1984至1985年在西藏支教的时期，是一批二平尺大小的写意作品。画面内容并不复杂，多是一人一动物的简单并置，藏女、儿童、诵经者与牦牛、藏马、藏羊等，着笔不多却形象鲜明。简括的用笔和夸张的形象，帮助作品跳脱出了传统的中国人物画图式，然而《西藏组画》与其他同类作品最大的区别，还在于画面对叙事性的剔除，“从图式上更回归一种原始的感觉，就像原始的那种岩画也好，动物和人只是作为一个标记、一个形式放在里头。”李津在谈到这组创作时说：“相对来讲比较纯真，比较自然，比较真挚吧，很有一股鲜活的感觉。这也是当时艺术界的定位。”

阎秉会的《太阳组曲》则是另外一种方向的探索。在画面中，巨大的太阳打破客观的视觉经验和传统山水画的三远法则，直接占据了前景和中景的大部分空间，光线的处理则让人联想到传统山水画图式中的皴法，带有凝重的金石气息。太阳或光，在中国传统的艺术发展史中从未作为独立的题材出现，这一意象的选取无疑是受西方哲学和艺术图式的影响，然而在具体表现上，画家也并未舍弃传统的笔墨语言，“书写性”无疑是这组作品的另外一个显著特征。阎秉会在谈到这一点时说：“我的画里头有书法的成分，我认为骨法用笔不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李津的《西藏组画》和阎秉会的《太阳组曲》虽然在风格面貌上显示出了巨大的差异，但都与“中国画新作邀请展”提倡创新的主旨十分契合。

进入20世纪后，摆脱旧有程式的束缚，抒写现实感受一直是中国画发展创新的核心命题。一方面，旧时的绘画传统在中国社会的激烈变革中，与国民的生存状态严重脱离，长期处于备受批评的境况，另一方面，徐蒋体系的中国画改造也逐渐显示出了一定的局限性。相关探索者们开始从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野兽派、立体派等西方早期现代主义流派的艺术中去寻找新的突破口。然而，“借鉴西方现代派手法，目的并不是要使水墨画全盘西化，恰恰相反，而是将其与传统的水墨文化融为一体，直至发展出水墨画的新艺术传统来。”“还是觉得中国画要自己有自己的一个角色，至少是一个角色，往前走的一步，哪怕多小，都是认为非常有意义。”谈到当时的思考，李津说：“相对于画油画的人来说，要累一点，因为第一不会回过头模仿古人，然后呢也不想太模仿西方的图式，我当时看了好多毕加索、亨利摩尔的雕塑这些西方现代主义的作品，但后来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又回过头去看汉砖。我觉得每个人都在自己纠结和思考，哪怕就是你的审美和造型稍微推进一点。”

李津 西藏组画作品之九

李津 西藏组画之十四

恰在此时，援藏支教的经历给李津提供了在中国画探索中的一次重要契机。“你要到乡下去，到牧区去，人和牲畜的这种共处。每天的生活实际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享受那种寂寞和单调。”藏地的生活、宗教、文化各方面与中原地区的巨大差异给李津带来了巨大的精神震撼，对此，他总结道：“动物里头有人性的东西，人性里头有动物的东西。”在年轻的画家眼中，藏地呈现了生命的另一种可能。强烈的感受和深刻的体悟成为了笔墨、图式、题材新的契合点。

对传统文化的再发掘则是另外一个思路。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包括音乐、戏剧、电影、文学、绘画等大量西方艺术形式迅速涌入中国的同时，传统的中国画艺术也迎来了一次复苏。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渐铺开，中国开始尝试着重拾自己文化大国的形象，民族艺术的国际化定位问题越来越强烈地走入时代的视野。因此，在彼时的中国美术馆，人们不仅能够看到蒙克、珂勒惠支、劳申伯格、东山魁夷和平山郁夫等西方或日本艺术大师的作品，还能够见到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黄宾虹、李可染、石鲁、傅抱石等民国以来一大批重要画家的大型个展。“我觉得那时候奠定了我对中国画的认识，朦朦胧胧地知道了，就是中国的写意画、笔墨是怎么回事。”阎秉会如是说。

社会结构变革所带来的身份的改变必然带来思想、情趣的变化，这无疑会对中国画传统的重新梳理和审视提供一些新的角度，即便如此，如何具体操作，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对此，阎秉会以其对书法的巨大热情作为切入点。一方面，这源于中国画传统“书画同源”的内在特征，另一方面，书法本身所具有的抽象性与西方现代流派中的抽象表现主义等艺术在精神上也有共通之处。在这种思路下，《太阳组曲》中笔墨的书写性强化了作品的表现力和象征意味，从而使“太阳在画中不是作为自然景观来描绘，而是自然的生命、宇宙的光辉和生生不息的动力的组合和凝集。”［高名潞等合著《‘85美术运动•80年代的人文前卫》，第133页。］

阎秉会 太阳组曲之四

 阎秉会 太阳组曲之六

“中国画新作邀请展”以“注重中国画的创新和现代性探索”［高名潞等合著《‘85美术运动•80年代的人文前卫》，第132页。］而著称，但回顾这次成功的早期探索，我们还应注意到其中国画创新思路的一个显著特点：传统不但是被改造重塑的对象，也是改造重塑的前提。“总体上说，那个时候谁也没有超越毛笔和宣纸，要是在今天，可能综合材料都上了，他也可以叫中国画，或者叫水墨画。但是那个时候还都是有一个前提。”这种思路，也一直贯穿在李津之后的中国画创作中。“当时那个时候认为的传统和今天理解的传统不一定是一个层面，也不一定在一个高度上。但是，到今天我还认为，一幅作品，绝不会因为画得好，就说没思想高度，我觉得这就有点太滑稽了。我这一路走来，肯定再往下走，首先我也不会随便放弃绘画性，这个是肯定的。”对于阎秉会来说，也是如此：“回想以往，岁月匆匆，少壮盛气不在。然而定晴放眼望去，五彩缤纷，灿烂耀目，炫技竞巧，却多肉少骨。自省:学力不足，终难撑起抱负，抒写情怀。当老实恭敬，勇猛精进，承继传统精髄，专注绘画本体，将一切思考体认化为合人心天道的笔墨文章。”

“展览及讨论会中所出现的相异观点和矛盾……预示了此后在前卫艺术中存在的多元分歧。”［高名潞等合著《‘85美术运动•80年代的人文前卫》，第132页。］这些经过主办方审慎选择，在当时成功定义了展览的先锋性质的画家们，也在此后的中国画创新发展中各自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到90年代开始比如说都市水墨，包括新文人画运动，就分出了那么几块，实际上人们已经开始慢慢地，组织者也好，参与者也好，在自己对号入座了，他已经具有了整个文化现状上需要的丰富性。水墨画各个领域的不同探讨的方式，比如实验水墨，抽象表现，新解传统等都存在。相对来讲，那个时候已经不像开始那么朦朦胧胧的一股热情，后边是比较有计划性的，而且互相组合也是很有目的性的吧。”回顾“中国画新作邀请展”及之后的变化，李津很是感慨：“湖北邀请展，以现在看的话，画到底是怎么样先放在一边，至少你去看那个展览的时候你感觉到的那个腔调，还是有特别感人的地方，哪怕他稚嫩，他都还是很感人。”或许，对于亲历事件的艺术家本人来说，这才是这次展览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吧。

中国画新作邀请展期间的合影，从左至右分别为李津、丁立人 、阎秉会、周京新

参考文献：

1.高名潞等著《‘85美术运动•80年代的人文前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2.高名潞等著《‘85美术运动•历史资料汇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