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丽芳

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画再度复兴，艺文荟萃，名家辈出。在当时京津画坛活跃的诸多名家中，刘子久先生当属有影响力的一位画家。其山水画取南宗、北宗之所长，又兼明清大家之墨韵，泥古而又出新，全然流露着隽永的书卷气。花鸟画在坚守宋元传统基础上，吸收西方绘画的诸多元素，化平常为奇丽，变素朴为绚烂，不断开创花鸟新境。在天津市立美术馆任职期间，他坚持绘画创作，参加各种展览活动，体现了艺术家对本色初心的坚守。

关键词：古人传统 个性风貌  传承创变

刘子久(1891—1975)，原名光城，号饮湖，天津人，画家、美术教育家。初学测量，继嗜国画（图一）。1920年，在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向金城学习山水、花卉。1927年，参加湖社画会，任湖社评议。1934年回津，任天津市立美术馆秘书、馆长。1949年以后被聘为天津文史馆馆员，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等职。刘子久的国画作品章法谨严，笔墨苍劲，赋色沉静，既有古人传统，又具个性风貌，体现了传承与创变的画风。另外，刘子久从事国画创作和教学20余年，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优秀美术人才。

图一 刘子久在作画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画再度复兴，艺文荟萃，名家辈出。在当时京津画坛活跃的诸多名家中，刘子久先生当属有影响力的一位画家。他学养深厚，勤勉好学，不仅擅临宋元明清诸名家，又于青年时代在北京师从金城先生，专工花卉山水，对传统笔墨的研习颇为精进。其山水画取南宗、北宗之所长，又兼明清大家之墨韵，泥古而又出新，于苍浑里见清逸，雄强间含静穆，全然流露着隽永的书卷气。花鸟画在坚守宋元传统基础上，吸收西方绘画的诸多元素，化平常为奇丽，变素朴为绚烂，不断开创花鸟新境。尤其在天津市立美术馆任职期间，在担负繁重的美术馆工作之外，刘子久还坚持绘画创作，参加各种展览活动，体现了艺术家对本色初心的坚守。

1934年5月，刘子久应天津市立美术馆馆长严智开先生之邀，担任美术馆秘书和国画导师。刘子久和严智开是中学同学，在南开中学上学时因都爱好美术，两人志趣相投，彼此交好。毕业以后严智开去国外学习油画，刘子久则赴京研习传统国画。1930年严智开成立了天津市立美术馆，邀请刘子久任国画导师，但刘子久在京城初有名气，想留在那里继续发展，就婉拒了严智开。严智开认为非他莫属，不仅拒绝了很多画家的请求，还为刘子久保留着这个职位。1934年4月，严智开接到教育部的聘书，将于暑假期间赴京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原计划天津市立美术馆在7月成立国画研究班，导师一职仍然空缺，于是他再次向刘子久发出了邀请。老友的多次诚邀，再加上自己心境的变迁，返乡归家的情结愈加浓烈，于是刘子久答应了严智开的聘请，欣然返津履新，从此再没离开天津。

1934年到1942年的八年间，刘子久一边认真教课，一边负责鉴定、征集、调查等工作。几年下来不仅为美术馆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也为美术馆征集到张兆祥、陆文郁、刘奎龄、陈少梅等许多名家作品，丰富了美术馆馆藏。1942年8月，美术馆馆长严智开因病去世，52岁的刘子久任天津市立美术馆馆长。当时正值日伪政府横行，又遭旱灾和瘟疫，各项艺术活动受到严重阻碍，美术馆工作举步维艰。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刘子久殚精竭虑带领馆里工作人员共克时艰。在和日伪政府周旋的同时，举办赈灾展览等活动。1948年12月，解放军包围了天津城，美术馆工作暂停，刘子久和一守门人每天上班，日夜守护着美术馆和那里的藏品，直到1949年1月天津解放，解放军军管会文艺处接收了天津市立美术馆。

从1934年到1949年，刘子久在天津市立美术馆总共有15年的时间。在处理大量公务以外，也创作了很多绘画作品。据有关资料记载，创作作品总数约175幅，其中天津博物馆所藏藏品约87幅。另外，他还参加了多场次海内外展览，在画坛学术界享誉盛名。

这些作品以山水、花鸟为主，其中一些是山水点景人物作品，还有一些是为友人或自作扇面，整体呈现了刘子久不同时期作品的艺术风貌。如他作的《观瀑听松图》《松下高士图》《江天楼阁图》《墨山水》《山林隐居图》《松荫对弈图》等山水作品，风格苍劲峭拔，沉雄高迈，皴擦点染间融合了历代山水名家的笔意精髓。从宋代郭熙、李唐、马远、夏圭到明清戴进、樊圻、石涛，他在临摹诸家名作的基础上，取北宗山水之雄浑厚拙，又兼南宗山水之清俊秀逸，彰显淳古秀润的清新样貌。他所构筑的是中国文人审美理想中的天地之美，充斥着清寂幽邃的诗意画境，亦承载着画家自身对山水自然的主观体验和独特感悟。其作品用笔细腻，施墨厚重，腾挪变幻之际，足见笔墨内蕴之丰沛，颇具老一辈艺术家的审美风范。

天津博物馆藏《松梅高士图》（图二），是刘子久在1937年初夏作的山水点景人物作品，也是临摹明代大家唐寅的一幅画作。那时，他在天津市立美术馆任秘书，并兼任国画研究班导师。创作这幅作品的时候，外界已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飘摇之势，但刘子久还可以在暂时的平静时光里作画。这幅作品弥散着满蕴古意的文人气息，一树、一人、一石，画面疏旷，笔墨纤细俊秀，融南北山水之长，彰显清逸疏淡之风，俨然是唐寅高士图的画风。但这种仿古、泥古并不是生硬的、呆板的，而是在对传统尊重、传承的基础上，显露十足的笔墨个性和文人情怀。在完成这幅作品以后，刘子久从河北天纬路的住所搬到了英租界小白楼宝善里，不久便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那时“日军收音机在天津上空抛撒传单，制造恐慌，又轰炸了南开大学、市政府、电话局、造币厂、火车站等处，其中市政府、造币厂都在刘子久家附近，市政府离刘家大院仅不足半里，炸弹的轰鸣声使刘家大小感到强烈的震颤感。9月，天津市立美术馆被日本占领军强征为兵营，暂时迁到宙纬路天津河务局内租房办公，三周后学员复课。”［何延喆、刘家晶：《中国名画家全集——刘子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97页。］

图二 《松梅高士图》，1937年，天津博物馆藏

刘子久的花鸟画风格多元，重彩、淡彩、素墨等交互映现，纷呈中西绘画融合之风。如他在天津市立美术馆期间创作的《水仙图》《写生花鸟》《花卉蔬果册》《没骨牡丹图》《山茶水仙图》等花鸟作品，构思新奇，色墨相衬，清新明快而意兴盎然，展现不同于传统的艺术风格。他笔下的花鸟，既弥散着水墨的韵味，又浮动着色彩的妍丽，体现了画家笔墨技法和表现语言的多样性。对于传统，他广为取法，书法、绘画兼收并蓄，主要受沈周、赵之谦、恽寿平等明清诸家的影响，在写意、没骨等方面有所吸纳，生成东方审美之意境。同时，他又擅借鉴西法，在构图、色彩、颜料等方面敢于创新，营造淡雅清丽，妙趣自成的笔墨新境，实现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跨越与转化。

天津博物馆藏《山茶水仙图》（图三），是刘子久1946年创作的一幅水墨花鸟作品，是倾向于传统风格的。疏密、虚实、浓淡等对比关系恰到好处地统一在一个画面，展露几分姿态的灵动和墨韵的悠长，虽无绚丽颜色，但墨痕间清气满溢，别有一番韵致。而天津博物馆藏另一件同时代作品《牡丹册》（图四），风格与上述迥异，无素墨渲染，着色清新淡雅，纹路清晰的绿叶托起硕大的素色牡丹，雍容大气而又清丽脱俗，画面充满祥瑞和谐之意。这显然是刘子久在传统基础上显露的个性化审美之风，有着强烈的视觉表现力。这一时期，刘子久担任天津市立美术馆馆长，虽因战乱美术馆几度迁移，但美术馆藏品未遭任何破坏，还不定时地举办一些艺术展览，直到1948年12月，“解放军包围天津，平津铁路停运，美术馆教学及其他活动终止。”［何延喆、刘家晶：《中国名画家全集——刘子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00页。］

1949年1月，刘子久始终坚守在美术馆，最终迎来了天津的解放，美术馆更名为艺术馆，刘子久任馆长。       

图三 《山茶水仙图》，1946年，天津博物馆藏

图四 《牡丹册》局部，20世纪40年代，天津博物馆藏

刘子久在天津市立美术馆任职期间，举办和参加了很多画展，资料记载的有十余场，其中包括海外和国内展览。如1935年，“湖社在法国举办‘中国湖社画展’，刘子久作品参展。”［何延喆、刘家晶：《中国名画家全集——刘子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96页］刘子久作品远赴欧洲，令西方人能够有机会欣赏到来自中国渤海之滨画家的充满东方审美情趣的画作。同时也表明作为当时颇具声望的美术机构，湖社在画坛的影响力已越过京津两地的局限，开始向周边和更远的地域传播。东西方的交融不只体现在笔墨上，而是践行在真实的互动中。再如1938年9月，在天津市立美术馆举办湖社画会展览，也有刘子久的作品亮相。随着这些展览活动的开展，刘子久的作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内外大众的视野里，由此奠定了他在京津美术界的重要地位。另外，担任天津市立美术馆馆长的刘子久，不仅担负着普及大众美术教育，发挥美术馆各项职能的使命，还怀有心系苍生的大爱情怀。1938年夏秋之际，天津海河洪水肆虐，泛滥成灾，百姓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看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大批灾民，刘子久心急如焚，很快投入到赈灾活动中。“12月，赈灾画展在天津市立美术馆举办，刘子久、刘维良、黄士俊、李文渊、俞嘉禾等人作品参展。”［何延喆、刘家晶：《中国名画家全集——刘子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97页。］他们通过这种形式为灾民募捐，体现了天津艺术家的社会担当。

从1934年到1949年，刘子久在天津市立美术馆的十五年间，做了大量征集、收藏、展览、办班、授课等方面的工作，但从未放下手中的画笔，完成了近200幅山水、花鸟题材的创作，其精神和造诣令人钦佩。从学术角度来看，这段时间应属于刘子久一生创作的探索成长期，体现了他在绘画认知上的改变。此时，刘子久逐渐从前辈笔墨的临摹中脱胎出来，开始了更富个性化的艺术探索。他的山水、花鸟作品，在传统技法形式之外，多频次地出现了光影、素描等西式画法。这不仅是因为刘子久在上中学时就学过西方绘画，而是他的绘画理念在悄然生变，中西融合成为他开辟的绘画新径之一。另外，山水与花鸟的融贯通汇，也是他开拓性的笔墨展示。比如花鸟画在表现花鸟意象同时，亦注重山水景物的描写，描绘花鸟适当引进山水画的技巧等，皆构成了刘子久花鸟画的独到之处，并导致其作品朝着多元化的方向演进。刘子久的这些作品，可以说是画家那个时期艺术轨迹的真实记录，虽然只是他一生艺术生涯的一种经历和过往，但也是极有意义的。不仅从客观上促进了当时京津美术界的进步与繁荣，也为后人深入研究京津画坛的演变和发展，提供了直观丰富的佐证。 

2020年9月30日，为了纪念天津市立美术馆（天津美术馆前身）建馆90周年，天津美术馆举办了“饮湖清澜——天津博物馆馆藏刘子久作品展”，展出了90件/套天津博物馆馆藏刘子久作品，代表了刘子久为中国美术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以及为世人留下的精神财富，令人仰慕、尊重与怀念。这些藏品主要源自家属捐赠，其中有一部分是他在美术馆工作期间创作的作品，如《踏雪寻梅图》《溪山幽趣图》《竹石鹦鹉》《玉米麻雀》等。他赋予世人的不只是精湛的笔情墨趣，还彰显了一代名家的学识、风骨和品格，如泛起波光的清澜，在过往的岁月里潋艳。当我们重新回顾刘子久的这段艺术生涯，依然会被其作品折射出的艺术精神所感动，在敬重和感怀之外，更多地沉淀为经久的记忆珍藏世间。  

参考书目：  

[1]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2]何延喆、刘家晶：《中国名画家全集——刘子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

[3]齐珏：《丹青碎影：严智开与天津市立美术馆》，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

[4]天津古籍出版社编：《湖社月刊》，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5]潘公凯编：《潘天寿谈艺录》，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

[6]刘子久绘：《刘子久画集》，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

[7]王伯敏：《中国绘画通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8]尹沧海主编：《天津书画艺术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

[9]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10]俞建华：《中国历代画论大观》，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0年。

[11]王洪伟：《民国时期山水画南北宗问题学术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

[12]盛天晔：《宋代山水（上）》，湖北美术出版社，2018年。

[13]盛天晔：《宋代山水（下）》，湖北美术出版社，2018年。

[14]徐建融：《元明清绘画研究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15]孔六庆：《中国花鸟画史》，江西美术出版社，2017年。

注释：本文转自《天津博物馆论丛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