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禹

摘要：徐悲鸿先生是我国现代艺术史上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绘画大师，中国现代美术事业和美术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他一生创作颇丰，无论是国画，油画或素描，其造诣和成就都很高。他的画题材广泛，山水、花鸟、走兽、人物、历史、神话，异彩纷呈，落笔有神。善以独具匠心、浑然天成的线条和墨色，点染丹青，诠释他的心境与思考，为中国现代画廊创作出一幅幅经典画卷，历久弥新，光彩不减。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继者，也是东西方艺术融合交流的积极推行者，还是一位心系民生苦乐与民族安危的文化志士。本文试以旅顺博物馆所藏其“立马” “奔马”“骏马”图为例，管中窥豹，浅析这位艺术巨匠在他现实主义创作中所体现的家国情怀与艺术追求。

关键字：徐悲鸿、“马”、现实主义创作特色

二十世纪之初，伴随着摧枯拉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美术界也孕育着一场嬗变。面对新旧文化的激烈思辨与争锋，传统的中国画应如何接续传扬，革故鼎新，一时间众说纷纭。悲鸿先生提出了“中国画改良论”。反对一味模仿古人，提倡师法造化。他主张中国画既要讲求笔情墨韵，更需“勿慕时尚，毋甘小就”，写真求实，技融中西，关注现实，“不落古人窠臼”，从而成为国画变革创新的旗手。 

悲鸿先生原名徐寿康，生于1895年，江苏宜兴人。他出身寒门，然少学勤奋笃实，自幼随父苦学诗文书画，也曾随父辗转乡里靠卖画为生。20岁时，受友人资助考入上海震旦大学就学。后赴东瀛数载专攻美术。回国以后受聘于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任导师。此期间，他先后受到油画家周湘和岭南画派代表人物高奇峰、高剑父等名师指点，并相继结识了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和蔡元培、陈师曾、鲁迅、梅兰芳等社会名流，广泛接受新文化思潮及民主科学思想影响。1919年，他赴法国留学，考入著名的巴黎国立美术学校，并借机游历西欧诸国，观摩研究“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美术成就，饱览欧洲绘画大师的传世经典之作，受益匪浅。在弗拉芒格、达仰、康普等绘画名师正规指导、系统训练和自身孜孜不倦努力下，悲鸿先生的绘画技艺日渐成熟，达到堪与欧洲同时期艺术家相比肩的水平，并逐步形成影响他此后一生的审美取向、创作理念和艺术风范。

旅欧学成后，悲鸿先生投身于国内美术教育事业，同时，发展自己的艺术创作。先后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和北平艺专。在绘画上，他学贯中西，砥砺出新，与当时著名画家张书旗、柳子谷并称为“金陵三杰”，在国内画坛有重要影响。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悲鸿先生出任中央美术学院首任院长。1953年不幸因病英年早逝。

一、悲鸿先生一生尤喜画马、极善画马，“马”是他创作的标志性题材，也是他精神的写照。“马”在中华民族的审美视野里具有特殊意义。作为一种艺术形象，它所体现的美感与内蕴，素来为世人所推崇。概因如此，我国自古以来画马名家辈出，唐有韩干、宋有李公麟、元有赵孟頫等等，均在历代当朝享有盛名。悲鸿先生的“马”则在承继古之传统基础上，赋予其新的气质与活力。他毕生绘有多幅以马为题材的佳作，或疾驰似电，或伫立如磐，或矫健刚劲，或倜傥洒脱。无论独马群马、立马奔马、走马饮马，无不气薄云天，其势如虹。在现代画坛，悲鸿先生是独一无二以“马”得享尊荣的。以至于一提到先生就不能不谈及他的“马”。这既源于他画的马超越前人，驰誉中外，几成他水墨丹青的标志；更在于他的“马”，多因“感时”而作，以“马”喻人，托物抒怀，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人格化的象征意义。   

其实，悲鸿先生早期画“马”也曾有过传统“文人画”的“淡然”与“超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严酷的社会现实，国破家亡的危机感，令他认识到“盖艺术乃民族生活之现象思想之征”。任何创作不应囿于艺术“诗意”而自我陶醉。况且，悲鸿先生一贯坚持“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创作宗旨，主张“艺术与生活的表现是有关联的”。他的作品，开始融注更为深刻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升华为一种家国情怀的写照。“物我一体”，承载着崭新的认识价值与审美意义。

徐悲鸿 奔马图轴 1939年 52cm×68cm

《奔马图轴》水墨纸本 徐悲鸿 作于  1939年 现藏旅顺博物馆。

款识：“直须此世非长夜，漠漠穷荒有尽头，廿八年六月，悲鸿。” 

钤印：“东海王孙”白文方印。

故而，同历代名家相比，悲鸿先生画的“马”更显意趣卓然，气度不凡。它们绝无肥硕之躯、华丽之态及矫饰之情。而是“瘦骨铜声”，大义凛然，携带着时代风雷与画家的精神追求呼啸而来。为画坛注入一股新风与朝气。

这幅水墨纸本《奔马图》，诞生于烽火连天的抗战年代。大敌当前，它寄托着悲鸿先生深深的忧国情思，也饱含着他对胜利前景的执着信念。这与画家在同时期所塑造的诸多“马”异曲同工，一脉相承，渗透着画家对现实的强烈关切和对民族精神的急切呼唤。图中骏马鬃毛飘然，体格强健，骨力追风，气势动地，对人是一种激励与鞭策，也透射着画家一往无前的品格。长夜终当尽，穷荒必有头。锲而不舍，前路可期。也许就是这匹奔马所要传达的信息吧。

二、悲鸿先生的“马”，美学语境丰富，体现出他“真善美合一”的艺术观。悲鸿先生继承了中国古代画论中关于“师法造化”的优良传统，主张“真善美合一”的艺术观，力求“尽精微”而“致广大”。事实上，通过真实、淳朴、富有美感的作品达到“穷造物之情”“探人生究竟”，始终是悲鸿先生从事现实主义创作的动因和标准。他对“马”的塑造体现得尤为充分。 

首先是刻画“逼真”，惟妙惟肖。悲鸿先生认为“真实”是“善”与“美”的前提。他说：我爱画动物，皆对其下过很多功夫。即以马论，速写稿不下千幅。并学过马的解剖，熟悉马之骨架、肌肉组织，然后详审其动态及神情，乃能有得。如此深厚的功底，使悲鸿先生对马的外形及内在结构了如指掌，也熟稔马的性格脾气。所以，他画“马”时，往往未动笔已“成马”在胸。动笔后则有如神助，一挥而就。不但造型准确，透视科学，骨骼肌理恰如其分，而且神意十足。

徐悲鸿 立马图轴 1935年 132cm×64.4cm

《立马图轴》纸本设色 徐悲鸿  作于 1935年 现藏旅顺博物馆

款识：“子振五兄惠存，二十四年，悲鸿写。”

钤印：“悲鸿”白文方印。

以这幅《立马图》为例。画家擅于观察并注意抓住马的特征与气韵作重点刻画，而且要言不繁，墨线、墨色运用精当。画中立马昂首回望，体健神奕，画面简淡而高远。是征途小憩，还是蓄势待发？寥寥数笔，形象逼真而灵动。

其次是，用笔精湛，出神入化。悲鸿先生善用“大写意”的“书法笔意”勾画马的躯干。常以酣畅饱满的墨色，勾勒马的头、颈、胸、腿等转折部位而凸显其特征。喜用干笔手法画鬃尾，以浓墨表现鬃毛的厚密，以淡墨枯笔“扫”出马的各种态势。腿部刻画往往细劲有力，宛如利刃。马的腹部、臀部均强健浑圆富有弹性。他的画面，大处下笔洒脱、不拖泥带水，细节则精绝细致一丝不苟。所下之笔，恰到好处。笔、墨、线、面及墨色浓淡干湿浑然天成。这幅画所描绘的“立马”也很好的突出了这些特点，“奔放处不狂狷、精微处不琐屑”，笔触轻重疾徐颇有韵律。

除此之外，悲鸿先生所画之“马”无论何种形态都气势飞扬。即便是这匹旷野平坡上的“立马”，也孕育着飞动之势，呈现着不羁的神态。它“师法自然”又超乎自然，被赋予张扬的活力与想象空间。

徐悲鸿 骏马图轴 1949年 85.4cm×56.4cm

《骏马图轴》水墨纸本  徐悲鸿 作于 1949年 现藏旅顺博物馆

款识：“亦山老友先生1949冬至相叙于北京，奉赠纪念，悲鸿。”        

钤印：“悲鸿之画”朱文方印。

三、悲鸿先生画“马”熔中外技法于一炉，是对传统绘画的突破与创新。悲鸿先生被誉为是“中国现代绘画之父”。 这不仅体现在他真诚地承继着中国传统绘画的优良传统，功底扎实，技艺超群；还体现在他坚持包容并蓄，秉持“拿来主义”，虚心向一切外来优秀文化学习和借鉴。悲鸿先生一贯主张对中国画“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将西画造型精准、富于质感、色彩鲜明的特点引入国画笔墨，成为创新传统绘画的倡导者与践行者。

这幅创作于1949年的《骏马图》，画家将西洋画法的“写实”特点融入中国传统水墨的“写意”技法。整幅画的笔墨风格依然强调中国传统绘画的自然写意；同时注重微观具象的写实造型与精细刻画。他采用西画的解剖视角与素描原则，以线描技法勾画出马的头、颈、腹、臀、腿等结构要点，线条准确、清晰而刚劲。墨色晕染注意吸收西画中体与面、明与暗分块造型的方法，全部按照马的形体结构来施加。以饱满笔势铺排马的鬃毛和鬃尾，用淡墨表现其阴影部分。墨色浓淡有致，变化丰富，质感强烈。特别是马的头胸蹄臀等部位妙用中国传统画“留白”技法，令二者相得益彰，画面的光影效果更加强烈，体积与明暗表现更加充分与精当。全画风格恣肆而不失笃实。 

这种将东西方绘画特点融于一炉的技法，既神奇也合理，不仅让这幅《骏马图》笔墨酣畅，形神俱足，气韵俊朗雄健，令人过目难忘；也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方式，成为悲鸿先生水墨丹青的创作蹊径独辟，傲立画坛的重要标志。这对传统绘画的传承与创新发展，无疑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天津美术馆 馆员）

本文转自《百年丹青——旅顺博物馆藏近现代水墨精品》 2019年12月